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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传时间:2006-11-19 18:33:45
 
 
新传统与大学文化守成主义
 
 
作者:尤小立
文章来源:《大学何为》
浏览:66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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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近两年有关大学问题的讨论中,陈平原先生是公认的“另类”,即便是任教的北京
大学进行教师人事制度改革,也很难听到他公开正面地回应,同期发表出来的《大学三问
》(收入《大学何为》,以下凡引此书,仅标页码),也主要是讲精神、传统,并没有直
接面对人事制度改革的具体条款。当学人们关注现实中的大学时,陈平
原的策略是回溯历史,现在看来,这不仅是因为他“对百年中国大学(尤其是北大)有过
若干研究”,也是“人间情怀”的另一种体现。(第2页)实际上,这种迂回的方式,其
深远的影响力绝不亚于正面的交锋与讨论。

  熟悉中国大学历史的人都知道,自从上世纪初现代大学在中国建立以来,最大的变化
是1952年的“院系调整”,说此举是中国大学历史中的一个重要分界线可能更合适。
大学模式由英美式转为苏联模式的过程,基本等于推翻了重来,革命的方式造就的大学不
再是“大学”,更像高级职业技术学院,其培养目标已经转换为高级技术人员或高级技工
,这是就形式而言。从内容上看,技术性的教育完全替代了人格教育,“惟技术论”的影
响也许更加铭心刻骨,至今仍未消散,它们往往以“科学管理”及量化指标等变相的方式
出现。

  割断大学传统的后果,四十年后开始显现出来,但可惜的是只有少数人注意到传统的
接续,大多数人仍将触角伸向当今西方,希望通过“迎头赶上”的方式,从西天取来最新
的真经,以便迅速提升大学的水平,达到“世界一流”。

  割断历史,必然带来“非历史化”或“去历史化”。一方面是历史知识的缺乏,不可
能产生历史感;另一方面,“崇西”、“崇新”热高烧不退,对一些人是惟恐落伍,所以
要加快脚步;对另一些人则仿佛信心十足,经济上去了,以经济的方式搞教育,教育能上
不去吗?

  如果“国学热”、“读经热”,步子跨得太大,让人们有些不习惯、不自在,引发反
弹是必然的话,接续“新传统”(即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应该不会产生隔膜或遇到
阻力。“崇西”、“崇新”热本身就是近代中国的产物,换言之,不懂近代历史的人同样
是生活在近代的,至少思维上没有超越。这是潜意识上的相契。就意识层面看,“新传统
”本身就含有西方因素,大学更是如此,陈平原先生说“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潮流中,
‘西化’最彻底的,当推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正文第3页)而更重要的是,“
新传统”是中西糅合的,她既有通过过滤的中国传统的因素,又有经过消化的西方以及外
来因素。如果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算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新传统”生长延续了
百多年。不用讳言她有失败之处,但同样应该看到她的成功之道。而无论成败,都是“中
国经验”,(第3页)哪里还有比这样符合中国人的审美理想、行为方式、习俗习惯,又
具现代性的经验更宝贵、更容易为国人所接受呢。

  如所周知,蔡元培改造北京大学是依照洪堡的大学理念进行的。而大学为“研究高深
学问者也”则显然有着现实的针对性,不仅是针对京师大学堂的遗风,进而针对整个中国
“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也是针对科举废止后的全体士人的,用胡适的话说,还存有“在
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我的歧路》,收入《胡适全集》第2卷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67页)的理想。作为传统中国的士人,又作为伦
理学学者,蔡元培本人就汇合了中西思维。“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不见于中国传统,孔
夫子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只是讲人生的道理,与蔡元培的民主和权利意
识的诉求并不相关。诚如陈先生所言,“上法三代”只是康有为的言说而已,真正要做,
也真正能做的还是“旁采泰西”。

  按理说,新文化运动激烈地反传统让西化浪潮更加汹涌,蔡元培本人也是新派,他也
主张西化,他可以为维护北大教师与学生中的新派而与林纾争论,但北大同时留有最保守
的辜鸿铭,最反白话文的黄侃、刘师培,以及最爱掉书袋的“两脚书橱”陈汉章。这就是
蔡元培与众不同的伟大之处。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是胡适晚年自由思想的核心,蔡元培早在上世纪初就在做了。没
有容忍,就没有自由讨论的空间,没有多元阐发的机会,大学也就没有活力,也就不可能
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容忍也是大学的管理原则,也是管理者的基本素养之一。

  尝以为,二十世纪上半期的学人在精神气质上多有可取处,与今之学者相对照,颇令
人慨叹。其实,个人的精神气质仅其一而已,制度的合理性同样是值得关注的。中国现代
大学体制的建立,首任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也是功不可没的。《大学令》就是
他亲自起草发布的。《大学令》中确定过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教授治校”。蔡元培掌北
大后,便在北大成立“教授评议会”,作为立法和权力机关。1928年清华学校改为国
立清华大学后,罗家伦亦秉承教授治校的原则,三年后梅贻琦接任校长,更是把教授治校
作为大学的核心原则之一,加以推行。历史学家蒋廷黻被罗家伦从南开大学延揽至清华,
1929到1934年在清华历史系任教并担任校评议委员。他回忆说,“清华的经费也
有滥用的地方。一批年轻的清华教职员,他们满脑袋的都是美国的伟大学府,他们要使清
华成为美国大学的翻版。我是清华的评议委员,对许多校务均有参预最后决定的机会,因
此,我常反对新建计划……我常提醒我的清华同事:我们是在创办一所大学,不是建造一
座宫殿”。(《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27页)

  如果说大学体制脱胎于西方,那么,到二十年代初,学人们有意识地从传统中找寻现
代因素,则成为中西融合的又一风景。胡适对传统书院教育的重视和吸纳,就是一例。1
923年,胡适在东南大学演讲《书院制史略》,高度赞扬书院制度,在他看来,“书院
精神”大致有三,即“代表时代精神;讲学与议政;自修与研究”。(第13页)胡适肯
定书院并非为了复古,他是一个现代感非常强的人,肯定书院制度与他的“整理国故”一
样,“捉妖”、“打鬼”之外,也是为了从传统中发掘现代因素,与西方思想会通。

  据说,清华国学院就是由胡适帮助设计组织结构与发展方向的。(第12页)清华国
学院推行“教授专任”、“常川住院”,其聘任导师最重要的条件,是愿意和学员亲近、
接触,热心指导。(第37~38页)这是典型的书院教育的风貌。不过,二十世纪上半
期,学人们引进西方大学思想,接续中国传统,也不是没有选择的。他们是根据自己的理
解,经过自己的消化,然后根据现实中国的需要和自身办学的条件有所取舍的。所以,现
代中国的大学并不是一个模式,更不是一个口号造就的。北大、清华各有所长,各有所专
,放开来看,复旦、东南(大学)也是专长各异,取舍不同。陈平原先生举出南开的例子
,特别加以表彰。张伯苓办南开,故意不设中文系。(第124页)在如今追求“大而全
”的时代,这个举措不可想象,在当时却是最适合南开的。

  陈平原在另一本书中曾引哲学家贺麟《学术与政治》中的一段评论,贺先生说:“好
在自从新文化运动以来,在中国大学教育方面,总算稍稍培植了一点近代学术自由独立的
基础:一般学人,知道求学不是做官的手段,学术有学术自身的使命与尊严。因为学术有
了独立自由的自觉,对于中国政治改进,也产生良好的影响”。(参见陈平原《中国现代
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页)贺麟此文写于1946年。
事实上,二十年代末蒋介石实行“党化教育”后,至1934年国民党政府已经改变了《
大学令》的原则。但由于一些大学及教授们的坚守,教授治校的原则一直维持四十年代中
后期。教授治校不仅是体制问题,它的影响也在于,养成学术本位的习惯,培养学术研究
的兴趣。应该说,二十世纪上半期的大学,行政主导并不强。但是出于学术独立的考虑,
学人还是希望大学更纯粹一些。胡适在《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中就说,“现行的大
学制度应该及早彻底修正,多多减除行政衙门的干涉,多多增加学术机关的自由与责任”
。(《胡适全集》,第20卷,第236页)

  前已有述,今人虽然潜意识上没有超越近代,但主观意识上却在向往未来。这种吊诡
现象,主要还是缺乏对现代中国大学教育的了解所致。没有了解,当然也就无法取同情的
姿态。即便是偶有记念,也容易让人贻笑。梅贻琦在清华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说中“所谓大
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一句,由于种种原因为今人反复吟诵。但查一
查互联网,不难发现,在正式的报告、讲话中引错、创造性地更改者,实不在少数。可见
,光有口号,不通人文历史,不讲精神境界,也是不行的。

  关于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大学的基本价值和特征,教育学家杨东平先生有过精炼的概
括,这便是(1)大学自治;(2)学术自由;(3)教授治学(他在更多地方表述为“
教授治校”——引者);(4)通才教育;(5)学生自治。(参见杨东平《两种大学制
度的直接碰撞》,《新京报》2006年7月23日3版)其实,这也是世界大学共同认
知的基本价值和特征。当今中国大学文化守成主义不是追求纯粹的“中国化”,它本质上
是面向世界,中西兼顾的。它也不是空谈,而是怀着强烈的“问题意识”的言说。陈平原
先生指出:“今天谈论大学改革者,缺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对‘传统中国’以及‘
现代中国’的理解与尊重”。(第186页)诚哉斯言。

  (《大学何为》,陈平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版,2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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