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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传时间:2006-11-17 15:57:43
 
 
现代科学与封建神权的一场较量
 
 
作者:敢言
文章来源:作者惠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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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人不会忘记1978年家喻户晓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和数学家陈景润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中所获得的“1+2”结果。如何评价这个结果?从学术研究角度讲,整个20世纪由于数学家思维方式落后,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一直处在愚昧时期,并且由于少数数学家丧失了起码的职业道德最终导致了宗教迷信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中的复辟。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正是在上述背景下由中科院少数数学家策划的一次反科学宣传,其目的是神化愚昧的数论学家,骗取荣誉。对于证明哥德巴赫猜想,陈景润的“l+2”是一个失败的结果,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却把“1十2”评价为国际领先、人类智慧和成功的象征,从而使国人为陈景润产生了盲目的自豪感和骄傲感,同时使数学工作者对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产生了神秘感和自卑感。不可设想,在一个未知的数学  研究领域内有着自卑感的民族,怎么能在2l世纪成为一个数学大国呢?
    关于陈景润的“1+2”是国际领先的评价,1978年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及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授于三位数论学家陈景润、王元和潘承洞标志着宗教迷信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中的复辟。这种情况发生在科学发达的20世纪,发生在有着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发生在广泛普及科学认识论教育的中国,发生在标志着我国数学发展水平的中科院,真是咄咄怪事。自1978年以来,我国人民一直被陈景润的“1+2”愚昧着,一直崇拜陈景润是“为国争光”的“英雄人物”,一直为陈景润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就连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一颗小星体也命上了陈景润的名字。一个愚昧而失败的数学结果,却打着国际领先的旗号,不仅骗取了荣誉和奖金,竟然将我国人民愚昧到这样程度,难道还不发人深思吗?
      自1978年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发表至今,在长达四分之一世纪里,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中国的舆论界一直被中国数学界、尤其是中科院少数数学家的反科学宣传统治着,一直在宣传陈景润的“1+2”是国际领先,一直在宣传用初等数学方法不能证明哥德巴赫猜想,一直在宣传中国数学爱好者不能证明哥德巴赫猜想,与此同时,中国的数学刊物都以各种理由为借口拒绝受理来自数学爱好者的稿件,致使早被中国数学爱好者用初等数论方法证明了的哥德巴赫猜想至今不能问世。用初等数论方法证明哥德巴赫猜想是一种创造性思维,这种创造性思维在展示人类智慧的同时,也展示着数学美:简捷、清晰、易懂。这正是哥德巴赫猜想的美妙之处!陈景润、王元和杨乐等人所否定的正是标志着数学的发展、象征着人类的智慧、文明和进步的这种创造性思维——因为它揭露了“1+2”是国际领先的欺骗宣传。从这里可以看出,如果数学家丧失了起码的职业道德去进行反科学宣传,他们对数学的发展、人类的文明和国家的荣誉造成的后果多么严重。
    为了宣传科学的认识论,为了哥德巴赫猜想和许多数论难题早日得到解决,为了展示人类的智慧,为了祖国真正的荣誉,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中必须公开揭露各种反科学的欺骗宣传。
     一、关于对“1+2”的评价。
整个20世纪,数学家设想用“m+n”到“l+l”的途径证明哥德巴赫猜想是脱离实际的,是愚昧的,是注定要被淘汰的。陈景润的“l+2”是一个脱离实际的结果,是一个失败的结果,是一个愚昧的结果,是一个用注定要被淘汰的方法所获得的一个注定要被淘汰的结果。从学术研究价值讲,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把“l+2”评价为国际领先毫无意义——因为中国人要的国际领先是成功中的国际领先,是智慧中的国际领先,是永远载入人类文明史册中的国际领先。从学术研究角度讲,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把“l+2”评价为国际领先、人类智慧和成功的象征,就是神化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中的脱离实际者、失败者、愚昧者陈景润,就是宣传获得“1+2”的方法是人类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唯一方法,就是反科学的宗教迷信宣传。
     数论学家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中,怎么会宣传宗教迷信呢?
    自1742年哥德巴赫猜想问世到19世纪结束时,哥德巴赫猜想研究毫无进展。1900年,在第二次国际数学会议上希尔伯特发表了著名的23个难题演讲,哥德巴赫猜想被列为第8个难题的一部分,这才引起了数学家的重视。但是,当时数学家对如何解决哥德巴赫猜想仍然是束手无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有数学家提出了用“m+ n”到“1+l”的途径去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设想。尽管现在看来这个方法是愚昧的,然而却给当时的数学家带来了成功的希望,从而吹响了进攻哥德巴赫猜想的号角,同时也使数学家在整个20世纪陷入到劳而无功的探索之中。在一个未知领域内的科学研究,人类的思维方式总是不同的、发散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推动了科学的发展。数学家用同一种方法研究哥德巴赫猜想,从认识论角度讲,是不科学的。数学家用同一种思维方式研究哥德巴赫猜想,就必然停止了在其它方向的探索,从而大大限制了数学家的思维空间,束缚了数学家的创造性思维,这不仅阻碍了哥德巴赫猜想的解决,同时阻碍了许多数论难题的解决,更严重的是潜伏着宗教迷信复辟的危险性,愈接近“l+l”,宗教迷信复辟的危险性就愈大。哥德巴赫猜想是一个数学命题,不是一项工程计划,因此,在没有证明它之前,根本不存在哪一个人领先的问题,自然也就不存在哪一个国家领先的问题。这是客观事实。如果数学家要说明哥德巴赫猜想是一项尖端的科研,借此宣扬他们的智慧,提高他们的声望和地位,如果数学家要说明他们自己的研究结果是国际领先,进而向本国政府和人民索取荣誉和奖金,如果数学家要使他们的研究结果永远载入数学史册,从而使他们名垂千古,他们就必然要大加宣传他们的研究方法是人类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唯一方法——这就是宗教迷信,这就意味着数学家丧失了最起码的职业道德。因为,20世纪的数学家都知道数学的严谨性,他们永远不能证明他们的研究方法是唯一的,他们只能利用他们的声望欺骗国人。于是,在20世纪科学研究中就出现了一种怪现象,这些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愚昧者和失败者,竟然成了人类的“智慧者”和“国际领先者”、“为国争光者”,从而在本国的科学家中享有最高的声望和荣誉,凭着他们愚昧而失败的结果,却获得了国家的最高科学奖。前苏联的维诺格拉多夫是这样,中国的陈景润、王元、潘承洞也是这样。我不知道这种欺骗行为是从哪一个国家开始的,但是,我知道在中国是从1978年《人民日报》发表了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之后被发现的。
    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没有永久的谎言。20世纪,随着科学的迅速发展,随着人们思维空间的扩大,随着人们思维方式的活跃,随着许多新的数学问题的提出,尤其在中国,随着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教育的广泛普及,1962年,中国一位大学数学系学生运用科学的认识论在研究了哥德巴赫猜想之后,就得出了“前人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方法是脱离实际的,是愚昧的,是注定要被淘汰的”科学结论,并于1981年利用中国剩余定理给出了哥德巴赫猜想多种简捷明了的证法,从而使哥德巴赫猜想成为上千万人、甚至上亿人都可以看懂证明过程的数学命题。至此,中国的数学爱好者不仅从理论上淘汰了前人的研究方法,而且从实践上淘汰了前人的研究方法。    
     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数学命题因技术原因恐有乱字符,有意者请与我联系)
1978年《人民日报》发表了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之后,随着许多报纸的纷纷转载,陈景润就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从学术角度讲,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对“1+2”的评价与1958年关于一亩地小麦的产量超过7300斤的报道都是欺骗行为。我敢断言, 再过20年,人们也不会相信一亩地的小麦产量会超过7300斤。这种大大超越客观生产力的报道是明显的欺骗行为。时隔20年,在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中把“1+2”——一个愚昧的结果,个失败的结果,一个严重脱离实际的结果,一个用注定要被淘汰的方法所获得的一个注定要被淘汰的结果,描绘成人类的智慧和成功的象征,对任何一位理论联系实际的数学家而言,这种欺骗行为同样也是明显的。当然,纯数学研究是不能一直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但是,像哥德巴赫猜想这样一个实践性很强的数学命题,如果不强调联系实际就很容易闹出笑话来。事实上真的闹出笑话了。这里不妨公布我从1962年就开始思考的一个命题:设  pk 是第k个素数,h是区间(p2k  , p2k+1)内的偶数,命 ph (1,1)表示满足下面条件的素数p的个数:p≤   ,且h-p亦为素数。那么,对所有的k,ph(1,1)>    。本命题的结论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证明过程并不复杂。因为不小于6的偶数皆在区间(p2k ,p2k+1)内,故本命题即哥德巴赫猜想。显然,当  k→∞ 时,pk→∞,从而 ph(1,1)→∞,换言之,随着k趋向无穷大,区间(p2k ,p2k+1)内的偶数h可表为二素数之和的个数亦趋向无穷多。上述命题的结论还可以改述为:对所有h≥100,ph(1,1)>     。例如,若令h =104,则 ph (1,1)>25,即不小于104的偶数可表为二素数之和的个数皆大于25。事实上,当h≥104时,h可表为二素数之和的个数要比    大得多。但是,在陈氏定理“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二个素数的乘积之和”中,要求的大偶数要比天文数字大得多,而所获得的结果却不能保证这样的大偶数能表示成一对二素数之和的形式。有比较才有鉴别。难道数论学家还不认为这种研究方法严重脱离实际吗?难道数论学家不认为“l+2”是一个象征着愚昧的结果吗?难道数论学家用“l+2”象征人类的智慧和文明,不认为是对人类的侮辱吗?难道20世纪的人类都像数论学家如此愚昧吗?难道人类文明的脚步将在哥德巴赫问题上永远停止不前吗?这符合达  尔文的进化论,或者符合人类的文明史,或者符合数学的发展史吗?一个占有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国家,一个人类最早文明并且用“四大发明”影响过人类文明的国家,一个早把卫星送入太空、象征着高度文明的国家,竟然在科学家的队伍中挑选了一位在20世纪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中的愚昧者和失败者去吹响向科学进军的号角,难道不是一个笑话吗?
    陈景润的“1+2”结果,首先暴露的问题是我国数学家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中严重脱离实际的问题。这个问题,早在1956年王元获得了“3+4”结果就明显暴露了,是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应该深刻反思和纠正的问题。解放后,我国的教育一贯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反对理论脱离实。因此,我国的科学工作者人人皆知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在科学研究中,理论联系实际不仅是一种科学方法,而且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存在决定思维。哥德巴赫猜想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数学命题。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困难不在于否定前人的研究方法,这是容易的,而在于寻找一个简捷明了的方法淘汰前人的研究方法,这是最困难的,是一个创造性思维。作为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中国数学家,不能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并不奇怪,也无可责怪,但是如果不能断定用“m+n”到“1+1”的方法证明哥德巴赫猜想是注定要被淘汰的,他就是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中的脱离实际者和愚昧者。我认为,王元和陈景润都是在不能用初等数论方法证明哥德巴赫猜想之后才被迫采用“m+n”到“1+1”的方法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因此,无论陈景润有多么扎实的数学功底,如何改进“筛法”,无论陈景润花多长时间,用了多少麻袋草纸,无论陈景润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中获得怎样的结果,都是注定要被淘汰的——因为科学的发展史是人类不断文明的发展史。王元教授把“l+2”评价为陈景润总结前人研究哥德巴赫猜想60年成果之后的“天才创造”,实在是荒唐可笑。
    这里,必须指出江青对“l+2”评价的压制。陈景润证明“1+2”结果的摘要公布于1966年,全部证明过程发表于1973年。1966年至1976年正是我国文革时期。像“1+2”这样严重脱离实际的结果,不管国际数学界有人评价如何之高,中国数学界在对“1+2”如何评价问题上是有分歧和争议的。江青知道后,处于整人的目的,就在中科院数学研究所下达了指示:谁反对陈景润谁就是汉奸。谁是汉奸?谁反对陈景润干什么?江青懂多少数学,不就是有人向她汇报嘛。但是在文革中谁违抗江青的指示就意味着什么,数学家是清楚的,于是对“1+2”的评价就是“一边倒”了。1973年,新华社发表了一条消息,把“1+2”评价为“一项被认为在国际上是领先的新成就”,“是20世纪数学的最大成就之一”。我认为,如果上述评价是国际数学界一致认可的,陈景润应该得费尔茨数学奖或沃尔夫奖了。陈景润得了吗?我不知道;如果得了,我就敢说是一种笑料。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对“l+2”的评价本属于拨乱反正的问题,但是1978年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就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无疑对“l+2”的重新评价制造了困难。我认为,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的发表,陈景润、王元和中科院数学研究所要负第一位责任,他们欺骗了国家领导人和全国人民。用一个注定要被淘汰的方法所获得的一个失败的结果,宣传它有什么意义呢?显然是为了骗取荣誉。
     三、陈景润、王元和潘承洞骗取了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1982年,我国开始设立了自然科学奖。我国数学家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中所取得的结果,该不该获奖呢?这个国人关注的问题就发生了。“l+2”’、“2+3”和“l+4”都是失败的结果,这是不争的事实。仅此事实,上述结果根本就没有评奖的资格,这是任何一个负责的评委都可以肯定的结论。即使退一步讲,如果希望上述结果获奖,必须回答评委们一个问题,同时,这也是评委们必须要严格论证的一个问题:用“m+n”到“1+1的方法是否是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唯一的方法?如果能肯定,无疑上述结果都可列为先进的数学成果;如果不能肯定,无疑上述结果根本没有评奖的资格。谁论证过?谁也没有,谁也不能。正是在回答这个严肃的科学问题上,陈景润说了假话,王元说了假话,潘承洞说了假话,评委们说了假话。科学研究允许走弯路,允许失败,但是绝不允许有欺骗行为——因为这种欺骗行为不仅阻碍科学的发展,同时还意味着科学家丧失了最起码的职业道德和人格。在中国,有哪位科学家不知道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有哪位科学家不知道人类的文明史?有哪位科学家不知道理论联系实际?又有哪位数学家不知道数学的严谨性?如果不是丧失最起码的职业道德,无论根据上述哪一条都不会得出“用‘m+n’到‘l+1’的方法是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唯—方法”这个伪科学的结论。 科学史上不该发生的事偏偏发生了,而且偏偏发生在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奖的评奖活动中,偏偏发生在中国科学院。毫无疑问,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授于三位数论学家是对国人的欺骗,是一次反科学的宗教迷信宣传,是中国数学界的耻辱。    
    一个描述整数与整数之间关系的哥德巴赫猜想,一个用分类的思想和方法证明的哥德巴赫猜想,一个具备初等数论知识可以证明的哥德巴赫猜想,一个证明过程不过几页纸的哥德巴赫猜想,一个可以给出多种证明方法的哥德巴赫猜想,一个要用到中国剩余定理证明的哥德巴赫猜想,科学发展到20世纪,中国的数论学家却不能证明它,然而面对20世纪科学领域内的许多新发现和新成就,他们不仅不感到他们的思维方式落后,反而违背科学的认识论,违背人类的文明史,无视数学的严谨性,故意编造伪科学,宣传用一个注定要被淘汰的方法所获得的注定要被淘汰的一个愚昧而失败的结果,神化他们自己,达到骗取荣誉和奖金的目的。这种丧失起码的职业道德和人格,玷污人类研究科学的崇高目的的行为,难道还不够耻辱吗?
    四、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中,王元、杨乐二位院士是宣传宗教迷信的代表人物。
    我在1962年曾认为,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困难不在于否定前人的研究方法,而在于寻找一个简捷明了的证法取代它,这是最困难的,是—个创造性思维。当时我认为,只要用初等数学方法简捷明了地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淘汰前人的研究方法是顺理成章的事。当时,我从不去怀疑数学家的职业道德,我认为我国每一位数学家都有着高尚的职业道德和高尚的人格。但是,从1978年到现在所发生的许多事使我不得不改变看法,我必须得出下面结论:能否用初等数学方法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绝不是由于数学家的愚昧、无知和偏见引起的一场学术问题争论,其实质是科学与宗教迷信的一场较量,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一场较量,是科学研究中淘汰与反淘汰的一场较量,这场较量的性质如同16世纪哥白尼的“地动说”与当时教会的“地心说”的较量的性质一样,所不同的是,在人类已进入21世纪、科学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今天,中国的数学界、尤其是中科院的少数数学家为了骗取荣誉,反而站到了科学的对立面,充当了16世纪教会的角色,成为科学发展的强大阻力,他们现在的代表人物就是中科院院士王元和杨乐。
    1978年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在《人民日报》的发表,尤其是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授于三位数论学家之后,吸引了许多数学爱好者研究哥德巴赫猜想。这是必然的,同时也是可以理解的。我认为,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它说明了中国人对科学的热爱,它说明了科学研究在中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同时,它是中国的数学爱好者对20世纪数论学家用愚昧的方法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挑战,它说明了人类追求文明的愿望、决心和信心。这种情况是中科院少数数学家不愿意看到的,因为他们要的只是赞扬和荣誉,而不是参与、怀疑和挑战,他们十分害怕他们的欺骗行为被揭露出来。于是,针对上述情况,1992年2月著名数学家王元、杨乐等人策划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杨乐说:“不论这些爱好者有多少人,花多少时间,都证明不了哥德巴赫猜想。因为他们用的工具不行。如果有人要骑着自行车上月球,谁也不会相信。所以,有人拿来一摞论文,我只看了一分钟就说:‘你是错的。’他以为我不负责,其实我就是看看他用的什么工具,他用的只是初等代数、几何、微积分,这就等于用的是自行车,想登上月球是不可能的。”杨乐的这次讲话,是毫无科学依据的,是向人类智慧的挑战,是反科学的宗教迷信宣传,是对新闻媒体的欺骗。
    在科学发达的20世纪,面对其它科学领域内的许多新发现、新成就,王元、杨乐两位院士始终不敢承认数论学家的思维方式落后,反而为了骗取荣誉,竟然毫无科学根据地把哥德巴赫猜想不能解决的原因归结为“数学工具落后”,实在是一种无能和耻辱。50年前,关于“利用尺规不能三等分任意角的问题”,数学界权威人士再三忠告过数学爱好者。这种忠告是有科学依据的,是及时而有益的,避免了数学爱好者研究数学难题时的盲目性。王元、杨乐两位院士能够证明利用现有的数学工具不能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吗?我敢断定他们不能,无论是谁,都永远不能。显然,王元、杨乐两位院士丧失了数学家最起码的职业道德。我相信骑着自行车是不能上月球的。但是,数学工具不是交通工具,不是自行车,每一种数学工具都有特定的用场,因而数学工具是不能都用先进和落后去分类的。如果把“骑着自行车上月球”用来比喻“利用现有的数学工具不能证明哥德巴赫猜想”是毫无科学依据的,是经不起人们质疑的,因而是毫无说服力的,是荒唐可笑的,同时是对人类文明成果的亵渎。令人吃惊的是,类似上述比喻竟然出自中科院不少数学研究员之口,并且刊登在许多大报和小报上,广为流传。这种企图在学术研究领域人为地制造禁区,限制人们的思维空间,禁锢人们的思想,难道不是反科学的宗教迷信宣传吗?!
    杨乐的讲话是对中国广大数学爱好者的莫大歧视,杨乐的“一分钟审稿效率”是对人类追求文明的扼杀行为,这充分说明了杨乐等人反科学、反人类文明的决心。事实上,中国的数学爱好者早就用初等数论方法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在数学领域,自然数是人们最早认识和研究的对象。公元前的数学家已经运用筛法把素数从自然数中分离出来,换言之,筛法作为对整数进行分类的工具,古人已经掌握了。哥德巴赫猜想是描述整数与整数之间关系的命题,证明它必然涉及对整数的分类问题。我敢断言,当今的数学爱好者所掌握的数学知识比起公元前的数学家要多得多,而且思维空间要大得多,思维方式要活跃得多。因此,他们完全有能力研究哥德巴赫猜想。人贵有自知之明。诚然,就数学知识功底而言,他们与数学家相比相差甚远。这是事实。但是,能否证明哥德巴赫猜想不是知识多少的较量,关键是思维方式的较量。笛卡儿的坐标法,伽罗华的群论,牛顿和莱布尼茨的微积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科学史上哪一位科学家的成就不是依靠创造性思维获得的?在群论问世之前,许多数学家都在寻找高次方程的根式解法,正是伽罗华的群论从反面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数学知识而言,年仅21岁的伽罗华比起当时的数学家要少得多,他之所以成为群论的奠基人,不就是因为有创造性思维吗?从这里可以看出,在科  学研究中创造性思维是何等重要。但是,创造性思维不是科学家的专利,不是论资排辈,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是缺乏自知之明。两百多年来数学家不能用初等数学方法证明哥德巴赫猜想,这是事实。这个事实恰恰说明了数学家的思维方式落后,恰恰说明了数学家是人而不是神,恰恰说明了在一个未知领域内的科学研究从来就没有绝对权威。但是,杨乐等人却根据这个事实断言用初等数学方法不能证明哥德巴赫猜想,进而断言中国数学爱好者永远不能证明哥德巴赫猜想。这难道不是对广大数学爱好者的莫大歧视吗?这难道不是神化愚昧的数论学家的反科学、反淘汰、反文明的宣传吗?用初等数论方法证明哥德巴赫猜想是一种创造性思维,是人类智慧的表现,是人类文明的象征,是数学发展的必然。谁能阻止人类文明的前进脚步?!关于哥德巴赫猜想,我有三个断言。断言一,在所有能够给出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方法中,以初等数论方法最佳,它在展示人类智慧的同时,也展示着数学美——简捷、清晰、易懂,这正是哥德巴赫猜想的美妙之处。断言二,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具备初等数论知识足够用了,换句话讲,哥德巴赫猜想用初等数论方法证明之后,它是一个上千万人、甚至上亿人能够掌握或理解证明过程的数学命题。断言三,解决哥德巴赫猜想乃至解决许多数论难题都要涉及中国剩余定理。如果上述三个断言错了,我就是欺骗了国人,就是国家的罪人,即使法律不治罪于我,我也会因自不量力而无地自容。不过我要反问:如果中国数学爱好者用初等数学方法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或者,如果外国人用初等数学方法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使中国人丧失了本该领先的资格,王元和杨乐二位院士准备承担什么责任?这是必须向国人回答的问题。他们敢回答吗?我认为,一位著名数学家只是通过新闻媒体断言中国数学爱好者永远不能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却讲不出任何科学依据,又不敢表示承担任何责任,他就不是一个严肃的数学家,他就是科学上的江湖骗子,他就是国家荣誉的断送者。
    现代科学是在与宗教迷信的顽强斗争中产生和发展的,科学就是要把人类从愚昧中解放出来,使人类聪明起来。毫无疑问,整个20世纪数论学家用“m+n”到“l+l”的方法证明哥德巴赫猜想所取得的所有结果是脱离实际的,是愚昧的,是注定要被淘汰的,而最终取代这些结果的是初等数学方法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结果。无论他是谁,无论他用什么方式宣传,无论他用什么行为阻止,最终都不能改变上述结论——因为人类的发展史是人类的文明史而不是人类的愚昧史。然而,在科学发达的今天,在人们日益崇尚科学和尊重科学家的今天,王元、杨乐等人为了骗取荣誉,竟然违背科学的认识论,违背人类的文明史,违背数学家起码的职业道德,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中,利用科学家的声望,故意编造伪科学,神化数论学家,宣传不可知论,企图让人类永远愚昧下去。他们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让热爱科学的人们清楚的认识到:科学与宗教迷信的较量还远远没有结束!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地球仍然在转动啊!”——这是17世纪伟大的物理学家伽利略因为宣传哥白尼学说在惨遭反动教会迫害时说过的象征着真理永恒的名言,这句名言一直在激励着一切热爱科学的人们去勇敢地捍卫科学。中科院是国人心目中象征着人类智慧的科学家的殿堂,在这里岂能允许王元、杨乐等人公开进行反科学的宗教迷信宣传?
    毛主席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科学的认识论。自然科学的发展史就是人类不断文明的发展史。在数学领域,只有人类至今尚未解决的数学问题,而没有人类永远不能解决的数学问题。数论学家是人而不是神,数论学家是人类的一部分而不能代表全人类,数论学家不能用初等数学方法证明哥德巴 赫猜想而人类能。用初等数学方法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充分说明了一个事实:一位从事自然科学研究者,只有自觉地掌握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才能把握科学研究的方向,才能及时识破各种反科学的宗教迷信宣传,才能在科学研究中避免走弯路,才能取得更大的科研成果。从上述意义上讲,它所产生的影响将远远超过解决几个世界著名数论难题所产生的影响。
     五、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中,现代科学与封建神学的公开较量是不可避免的。
    关于对陈景润的“1+2”是国际领先的评价,1978年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及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授于三位数论学家陈景润、王元和潘承洞,是建国以来科研成果评价中发生的最大的造假行为,是中科院少数数学家宣传神学的结果,是对全国人民的欺骗和愚昧行为。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过程中,这种造假行为标志着封建神权的统治地位,从而在中国数学发展史上和世界数学发展史上写下了最耻辱的一页,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一颗小星体以陈景润的名字命名就是封建神权统治的象征,就是耻辱的象征。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中,中国人要的国际领先是成功中的国际领先,是智慧中的国际领先,是永远载入科学史册中的国际领先。陈景润的“1+2”是一个失败的结果,是一个用愚昧的方法获得的一个注定要被淘汰的结果,却打着“国际领先”的旗号就成了“人类智慧”和“成功”的象征,通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在《人民日报》的宣传,就成了中国人的“骄傲”,陈景润就成了家喻户晓的“为国争光”的英雄,不仅获得了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最高奖,在他去世后还要用天空的小星体命上他的名字,使他名垂千古。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中,一个脱离实际者,一个愚昧者,一个失败者,竟然获得如此高的殊荣,难道不是封建神权统治的结果吗?难道不是国家的耻辱吗?这种造假行为,发生在科学发达的20世纪,发生在有着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发生在广泛普及科学认识论的中国,发生在标志着我国数学发展水平的中国科学院,除了说明数学家为了骗取荣誉而丧失了起码的职业道德,难道还有别的解释吗?这种造假行为与1958年关于亩产小麦超过7300斤的造假行为相比,性质更为严重。我认为,在自然科学的任何一个领域内,科学家宣传神学是一种犯罪行为,这种犯罪行为与任何经济领域内的犯罪行为相比,性质都严重得多。这种犯罪行为,不仅说明了科学家丧失了职业道德和人格,不仅是骗取荣誉的问题,更为严重的是,神学束缚和禁锢了人类思维方式的多样性,扼杀了人类的创造性思维,阻碍着科学的发展,神学使一个国家或民族在科学研究中丧失自尊心、自信心和进取心,变得愚昧、无知和自卑,变得无所作为。为了保证自然科学健康地发展,我要求全国人大要制定相应的法律,对那些宣传神学的科学家,对那些科研成果评价中造成评价失真的专家及有关负责人实行法律监督和制裁。
    十六世纪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以科学的地动说否定了在西方统治了一千多年的唯心主义的地心说,引起了天文学上一次伟大的革命,改变了人类的宇宙观,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神权统治,“从此自然科学便从神学中解放出来”,“科学的发展从此便大踏步地前进”(思格斯《自然辩证法》)。我就是要学习哥白尼,我就是要揭露这样一个事实: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中,陈景润、王元和潘承洞是脱离实际者、愚昧者和失败者,是丧失起码职业道德者,是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的骗取者,是神学的编造者和宣传者,是封建神权思想的维护者,是数学发展的阻力者。自1978年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发表至今,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中科院以王元和杨乐为代表的一些数学家,一直在宣传数学工具落后论,一直在宣传用初等数学方法不能证明哥德巴赫猜想,一直把数学爱好者探索用初等数学方法证明哥德巴赫猜想说成是“走入歧途”,是“骑着自行车上月球”,是“用改锥、锯、刨子造一架航天飞机”。所有这些宣传都是毫无科学根据的,都是反科学的唯心主义的神学论。事实上,用初等数论方法证明哥德巴赫猜想是一种创造性思维,这种创造性思维在展示人类智慧的同时,也展示着数学美——简捷、清晰、易懂,这正是哥德巴赫猜想的美妙之处!中科院以王元和杨乐为代表的一些数学家要否定和禁止的正是象征着人类智慧、文明和进步的这种创造性思维,其目的就是要维护他们对“1+1”的神学评价,掩盖他们的犯罪行为,继续欺骗和愚昧全国人民。2002年8月,国际数学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新华社记者披露了一条奇闻:“据估计,全世界约有二三十人有能力从事猜想的求证。”按照二三十人说法,全世界除了极少数国家,绝大多数国家的数学家都没有能力求证哥德巴赫猜想。二三十人说法,除了欺骗无知者,谁信呢?二三十人说法神化了数学家,是典型的神学论,是造谣。事实上,早在二十年前,中国的数学爱好者就用极其初等的数学方法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可以说,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中,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就是宣传神学的大本营。中科院不是神学院,不需要宣传神学的科学院士和数学家。我就是要说明一个事实: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中,无论他是谁,无论他的数学成就有多大,无论他的数学声望有多高,无论他的学术地位有多高,只要他敢宣传神学,在中国有人就敢揭露他,还敢要求严肃处理他,同时还敢要求国家法律制裁他。
   “二三十人说法”是对中国广大数学爱好者的莫大歧视,是向科学和全人类的挑战。因此,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中围绕着对“1+2”的评价,围绕着用初等数学方法能否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现代科学与封建神权必然要展开一场公开的较量。这场较量关系到数学发展和人类文明的问题,关系到能否维护国家荣誉的问题,关系到数学爱好者能否研究世界数学难题并且为国争光的问题,尤其关系到的认识论能否指导自然科学发展的问题。这场较量的性质如同16世纪哥白尼的“地动说”与当时教会的“地心说”较量的性质一样,所不同的是,在这场较量中中科院许多著名数学家背叛了科学,充当了16世纪教会的角色,成为数学发展的强大阻力——这种阻力至少使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延误了四分之一世纪。因此,这场较量不仅是科学与神学的较量,也是真理与权力的较量。如果说哥德巴赫猜想是向人类智慧的挑战,那么在中国,不如说是广大数学爱好者向以王元和杨乐为代表人物的神学论者挑战,后一个挑战的困难程度大大超过了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困难程度。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去年十月我向党和国家领导人上书揭发了“1+2”是“国际领先”的神学评价——“国际领先”是20世纪少数数论学家为骗取个人荣誉的一大发明。
     六、祖国的荣誉高于一切。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而且是广泛普及认识论的大国,是一个潜在的人才资源大国。在党的领导下,在改革开发的大好年代里,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过程中,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展示自己聪明才智的机会,每一个中国人都想为祖国贡献一份力量,每一个中国人都想为中华民族增添一份骄傲,因此,在中国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可能发生。如何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就是一个例子。
     证明哥德巴赫猜想是我的人生追求之一。
     1962年将要结束我的大学生涯时,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前苏联出版的《数学——它的内容、方法和意义》一书中看到了“尤拉猜测”(即哥德巴赫猜想)之后,由于年轻人的好奇好胜心理,曾花费了三个月时间撰写了一篇所谓《证明尤拉猜想》的论文,冒冒失失寄给了华罗庚先生。出乎我的意料,第二年竟收到了华罗庚先生的复信,使我倍受鼓舞。从此,引起我自学数论的兴趣和对解决数论难题的思考、关注及追求。我知道,尽管数论学家形容哥德巴赫猜想是“皇冠上的一颗明珠”,但是,毕竟它与人们的生活、生产实践和科学技术发展并不密切,科学的精英中研究它的人仍然甚少,不然这颗“明珠”早就被人摘取了。但是,哥德巴赫猜想是一个跨世纪的数学难题,尤其它是在1900年第二次国际数学会议上由著名数学家希尔伯特宣布的世界难题,如果谁能证明它,无疑将在展示人类智慧的同时,为自己的祖国争得莫大的荣誉——仅这一点就使我产生了为之奋斗一生的动力。
    我对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从开始就是在科学的认识论指导下进行的,从而避免了许多盲目性。第一次研究哥德巴赫猜想,我就得出了下面四条结论:(1)前人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方法是脱离实际的,是愚昧的,是注定要被淘汰的;(2)能否证出哥德巴赫猜想不是知识多少或数学工具的较量,而是思维方式的较量;(3)证明哥德巴赫猜想是一个如何理解和运用筛法对整数进行分类的问题;(4)用初等数学方法肯定能够证明哥德巴赫猜想。
    我的研究一直是围绕结论(4)进行的。我不知道自1742年以来有多少数学家尝试过用初等数学方法证明哥德巴赫猜想,但是我敢肯定,无论他是谁,无论他花多少时间,都不能从理论上否定“用初等数学方法能够证明哥德巴赫猜想。”为了人类的文明,为了数学的发展,我决心花费毕生的时间去探索,我相信用初等数学方法能够证明哥德巴赫猜想,我相信我会成功。经过长期的探索,在1981年,我终于利用对全体整数正确分类的方法给出了哥德巴赫猜想多种简捷明了的证法,与此同时,我还证明了二生素数猜想,当然孪生素数猜想作为二生素数猜想的一个特例随之也就证明了。这时候,我最想讲的话就是:关于认识论的教育,中国的教育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我就是在科学认识论的指导下,关键是利用了中国剩余定理才证明了哥德巴 赫猜想和孪生素数猜想。作为中国人,我感到骄傲和自豪。至于我个人,毫无成就感。我认为,即使用完美的方法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即使把与哥德巴赫猜想属于同类型的数论难题都解决了,也不值得骄傲——因为这些问题早就该解决了。我的论文有15篇,其中涉及哥德巴赫猜想的有6篇。
    自然科学是无国界的,但是自然科学研究者是有国籍的。我相信,中国的数论学家完全有能力审查一篇不过几页纸的关于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论文。我就是希望看到这样一个完整的“国产化”的过程:由中国数学爱好者撰写的涉及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论文,经过中国数学家的严格审查,发表在中国的数学刊物上,在中国的国土上由中国人负责地向世界宣布:中国人用极其初等的数论方法不仅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同时还解决了许多世界数论难题。这无疑在展示人类智慧的同时,展示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展示新中国关于认识论教育的成就,展示中国古代光辉灿烂的数学成就,振奋我们的民族精神。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希望能够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首先是中国人,至于这个中国人是否是数学家并不重要——因为创造性思维不是数学家的专利。
祖国的荣誉高于一切!



  敢言   2004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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