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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传时间:2006-11-17 11:37:26
 
 
批评易中天,劝君莫操“圣德棒”
 
 
作者:杨曾宪
文章来源:作者惠寄
浏览:220 次
 
 
 

出现在央视《对话》节目中的易中天,少了一分潇洒,多了十分警觉。看着他那时时提防各种无端批评的神态,我不禁愕然:国人这是怎么了?一个学者上了电视,为传播知识做了贡献,然后得到了社会的肯定和市场的褒奖,这无论咋说都是件好事嘛!怎么一下子就变成某些学者、记者、杂文家口诛笔伐的对象了呢?

但细一想,这也不奇怪。某些文人,在传统文化“酱缸”中浸淫久了,心态难免就失常了。别看开口“人文”、闭口“公正”,代圣人立言、为百姓争鸣,其实,他们的真实目的却是贬损他人、抬高自己、哗众取宠、做正人君子秀。而他们手中的武器,不是别的,就是我所谓的“圣德棒”。

几千年来,国人无论自己道德水准如何,却都会用这根“圣德棒”打别人。封建时代,妇女丧夫或被奸,道学先生挥的是这根“圣德棒”:别人“节烈”了,你为什么不“节烈”?所以,她们活着,就是罪过,于是,便多出了一座牌坊。文革期间,学术权威挨批,抡的也是这“圣德棒”:“解放前,别人上延安、去前线,浴血疆场,你为什么却赖在后方、躲进书斋呢?”所以,没做烈士,这也是罪过,于是,许多人便真成了“烈士”。

批易中天者,依循的是同样逻辑。易先生拿到《品三国》版税后,对记者说:“这是我该得的,市场决定的……别说140万元版税,就算后面再加个零,我也受之无愧。”这便成了罪过。一位韩先生质问道:市场决定的,就是合理的、应该的吗?“挖煤的劳动力的价格,都市打工仔的工资,农家子弟上不起学………哪一样不是市场决定的,也都合理、应该吗?”你易中天即便无愧于煤老板、红歌星,“不等于无愧于众多挖煤、打工的人;不等于无愧于众多没有机会的学者和作者。想想他们挣多少钱,……想想真正有价值的精神文化产品出版难,是不是还那么无愧,是不是还能轻轻巧巧地说出在140万元后面画个零的话?”言下之意,易中天惟有放弃版税,立个什么“牌坊”,或如韩先生示例的,像某作家那样骂一通“这钱是烂的”,才算具有“文人学者应有的良知”!
但且慢!先不说论者这里将市场公平与社会公平“一锅煮”的认识多么混乱,关键是,他有什么权力和资格代表他人去拷问易中天的合法收入呢?笔者不惭,自认为著述皆“有价值”,也遇到了出版难,但我却并不需要代言人去苛责易先生。道理很简单,因为市场并非衡量学术价值的惟一尺度,我以纯学术为主的道路是自己选择的,这就不能看着别人发财眼红。再说,易中天就是放弃了全部版税,也解决不了上述难题啊!至于说到众多打工者,易先生更是无愧于他们。要知道,一部《品三国》,能拉动数千万的产业链,这其间,会支持多少个就业机会呀!论者难道不该去问问这些打工者们,他们同意你去拷问易中天吗?
必须指出,在民主法治社会中,任何人都不拥有道德特权。社会舆论应谴责的,只能是那些违法乱纪分子、贪污受贿官员;一个公民,只要遵常德,守法纪,别人就无权说三道四。实际上,当人们用圣德天天拷问那些社会杰出人士时,道德便失去了惩恶扬善的调节功能;一个要求好人做圣人的社会,恰恰会使小人得志、坏人猖獗。因为人们用“圣德棒”敲打他人时,自己也免不了被棒击。譬如那位韩先生,他在电脑前敲敲打打,质问易中天的同时,便也“轻轻巧巧”地获得数百元稿酬。对比那些每天流汗流血只挣数十元的挖煤工,他难道就不该感到有愧吗?他的“人文良知”就不该被拷问吗?而如此无休止拷问的结果,必然使“高尚”变成“高尚者的墓志铭”,文革已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易中天批得,但这“圣德棒”却舞不得。在《对话》最后,易中天表示,今后若再遇到追问、拷问者,他会坚决顶回:这关你啥事?此话硬梆梆,听来却甚是解气。“圣德棒”终于不灵了,我便也释然了。用韩先生的话说:“这世道真是变了”——是变得正常了。




杨曾宪   青岛社科院  研究员
邮编:266003  青岛京山路2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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