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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传时间:2006-10-06 21:03:42
 
 
大上海,为何偏偏“小市民”?——同济四学者酷评上海市民文化
 
 
作者:朱大可、张闳等
文章来源: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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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上海,为何偏偏“小市民”?——同济四学者酷评上海市民文化  

● 《市民》  

    从任何角度来看,上海都是奇特和有足够分量的城市标本:它在国内是龙头,在国际上是窗口,背负着“看中国要看上海”的重责大任,一方面,它因“国际化大都市”的招牌而备受尊崇甚至艳羡,另一方面,则遭遇着众说纷纭的非议和指责——学术界和政治界在“政府强势,文化保守”上做足了文章。上海人处境也很尴尬,他们的全部自得和自恃在“阿拉上海人”中溢于言表,而身后堆积了满地以轻慢和讥讽为主调的议论。特别是“小市民”三个字,几乎仍是上海的附骨之咒。
    怎样看待大上海的“小市民”,为什么大上海,偏偏会产生小市民?
    参与本期“市民话题”谈论的四位学者:朱大可、张念、张闳、王晓渔,都来自上海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
    朱大可生于斯长于斯,却从不认同上海人身份:“我的性格骨子里面和上海无关。”从20年前首度提出“石库门文化”,到仍坚持石库门最可当作上海地标的今天,他对上海文化脾性的批评却毫不留情。其他三位,是外来“新上海移民”,在上海分别生活了一年到十多年不等。但他们都自认为和上海没有太多关系,理由是“根和养分都不在那里”,只是“寄生”在此。他们的分析冷静、细腻而尖锐,但何尝不是繁华上海值得侧耳一听的诤言。
    
    空间逼仄:争夺的导火索
    
    朱大可:我一直认为,上海的居住条件对市民性格的养成有决定性的影响。上海最传统的居民建筑就是石库门和里弄房子。楼梯极窄极陡,脚在上面放不直,要侧着走,有亭子间,顶楼有一个晒台。空间很狭小,光线很暗,里面住很多人,很拥挤,厨房是公用的,房间也分割得非常小。房间与房间隔得非常近,对窗能互相看见。有时候板壁是很薄的木板,上面还有窟窿,可以偷窥。解放以后,人口增长速度大概超过工人新村建筑速度十倍以上,工人新村也不够住,于是不得不分割一些原有的里弄房子,使它变得更逼仄,对空间的争夺因此变成他们日常的功课。争夺主要发生在一些暧昧的公共空间,比如厨房、晒台。它培育出“小市民”(使用全称判断会有很多不妥之处,但为了便于交谈,暂且这样使用,以下同)的第一个品性,就是争夺——空间争夺。这是小市民性格的核心。如果不认识这一点,就无法认识上海小市民。
    争夺,一是家庭之间的争夺,一是家庭内部的争夺、争斗。到知青回城的时候,这种争斗达到了顶尖。大量知青回来,可是根本没有空间,兄弟姐妹之间斗得很凶。这是中国最黑暗的时候,上海小市民阶层最恐怖的岁月,对他们来讲,完全是一场噩梦,小市民成了牺牲品。我见过最惨的一个例子:我小学的同班同学,三代五口人,两个孩子,两个父母,一个奶奶,住在六平方米的房子里。就有一张大床,一个大橱,还有一张桌子,晚上在桌子底下睡两个,床上睡三个。  
    张 闳:这一点也是上海“小市民”生活和其它城市的一个重大区别。私人空间的狭窄,在别的城市也有,但没有这么严重。上海的个人空间已经超出人所能忍受的底线了,这时人性就完全扭曲。在其它地方,比如武汉,也有对公共空间的争夺,但在表面上还不至于要全部侵吞掉别人空间的意图,没到那么激烈。直到1990年代初,上海家庭居住特困户的标准是人均居住面积小于四平方。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指标!
    《市民》:那为什么在其他城市,尤其是一些内陆城市的人,还会考虑向外流动,而上海人却一般不愿往外走?
    王晓渔:这个城市提供了很多满足感和各种可能性。鲁迅的小说里有“豆腐西施”,这种现象在小镇很常见。漂亮女孩因为学历、出身、能力等原因不得不从事一些收入较低、劳动强度又比较大的职业,虽然容貌可以给她们带来一些好处,比如招揽一些顾客,可这还是容貌经济学的初级阶段,基本无法改变她们最后成为“圆规”的命运。可是在上海,只要容貌说得过去,甚至只要不是太难看,她们就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也就是说,上海的奇迹和传奇,不仅出现在电视剧里,而且出现在日常生活中。比如一个棚户区的女孩,有可能会被花园洋房里的女孩看不起,但她绝对不愿意离开上海,因为在这座城市她可能遇到现代版范蠡,在其他地方只能成为“豆腐西施”。
    
    永远的身份焦虑
    
    《市民》:外地人经常抱怨上海人太排外,具体说说上海人的“排外”是怎样的一种情况。
    张 闳:这是殖民地时代遗留下来的。像在其它城市,尤其在内地的中等城市,市民阶层是没有分化的,他们在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上,是“一体化”的。比如,官员、干部,可能在社会身份上跟普通工人、职员有差别,但在穿着、饮食、审美趣味、日常礼节、生活态度等方面,却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上海就不一样了,市民阶层分化程度相当高,不同阶层的说话习惯、生活方式、文化品味等,都不尽相同。对此,上海人心里很清楚。但外人可能看不明白,在他们那里,只有一个笼统的“上海人”概念。
    王晓渔:这个城市给人带来的身份差异感太强了,等级划分的标准太多了。我们经常说上海人“排外”,其实“排外”是很多地方的共性,在这个方面很多内地城镇一点也不亚于上海。在我看来,上海人的特产是“排内”,比如在上海,“上海人”和“本地人”是两个概念。“上海人”的祖籍往往是外地,但他们移居这座城市有两代以上,大都住在市区;而“本地人”则是当地“土著”,通常住在郊区。不仅市区歧视郊区,市区之间不同区域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等级甚至不亚于上海人对外地人的居高临下。记得大学时有个卢湾区的同学,声称不找卢湾区以外的女朋友,对地域身份的强调可见一斑。
    政府不断提高上海户口的门槛,也使得上海小市民获得很大的满足:你不是博士、硕士么?还不如我们下岗工人呢!不仅“外地人”难以进入上海,有郊区户口的“本地人”也遇到越来越多的户口壁垒。我有两个同学,都是上海郊区人,在上海市区读了十年博士,毕业留校之后,反而被要求将户口从市区迁回郊区。这还是因为十年前大学生户口统一迁到学校所在地;现在上海郊区的学生考到市区的大学,户口根本不迁,毕业之后再想迁到市区,难度甚至超过外地人。上海的职业转换比较容易,但户口转换又很困难,这就造成了上海的一种内部循环,它的流动是在城市内部进行的。从表面上看,上海是一个开放的大都市,可是它在很多方面的保守程度远远超过它所看不上的内地。
    《市民》:为什么上海人对身份和地位的划分看得这么重?
    张 闳:可能跟上海的历史记忆有关。即使是普通的上海市民,他们也曾见过各种各样的富人,同时也见过富人被剥夺。但是,被剥夺的富人依然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着曾经有过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品味,如所谓的“老克拉”。直到五六十年代的时候,那些破落了的“老克拉”,社会地位跟普通市民一样,住在破旧的弄堂里。但他们一走出门,还是有一种不同一般的气派。虽然普通市民可能会很乐意看见富人们的落魄,但实际上对那种“老克拉”式的人依然心存敬畏,在内心深处有模仿富贵人家的愿望。
    但在职业意识方面,新上海市民却并未很好地培养出来。事实上,职业意识是现代市民社会的基础。在现代西方社会里,人们对各种不同的职业都是非常尊重的。即使是对那些服务性的行业,也不能吆三喝四。可是对一般上海市民来说,一方面把服务业看得很低等,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去从事这些行业。所以,造成心理上的极度不平衡。比如在一些超市里面,营业员阿姨常常对顾客爱理不理:你要找什么自己去找。他们还延续着一种“供销社”的方式。这样就造成了一个悖论:市民看不起跟他属于同一类的人。过去有一种幻觉,认为人人平等,每个人都可能赢得尊重。但是这种机会实际上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而且让人更为不平衡的是,原来同学、邻居可能突然爆发,住进了小洋楼,或者当了个科长、处长什么的。他们把这种焦虑、不平衡转嫁给了下一代,他们要孩子能够超越他们,孩子是这一代父母打破身份差异的唯一机会。  
    朱大可:拿张闳说的超市里的阿姨来说,她的技能几乎等于零,知识也等于零,中学后没有机会上大学,文革当中又没有受到教育。所以小市民中的这一群是被忽视的,但是他们也在顽强地表现自己,在抵抗。这是小市民里面最惨的一群,同时他们的小市民趣味是最浓烈的。他觉得这个身份是跟他个人完全不符合的,觉得自己应该做更伟大的事情,但实际情况又不是这样。上海小市民的这种痛苦,也值得我们同情,是一个时代给他们带来的,饱经了时代的畸形。他们对社会有一种怨恨,对时代的怨恨。      
    “兴趣小组”并非公共参与
    
    《市民》:有人得出结论说,石库门的天井有圈子的意味。这应该怎么解释?上海的公共参与氛围是怎样的?
    朱大可:复旦的李天纲认为上海是有市民社会的,认为天井形成了类似的联盟体,或者所谓的圈子,实际上根本不是,完全是乌合之众。今天我跟你议论他,明天碰到他了,又转过来议论你,不停地变换立场。市民社会是有信念的,小市民不是这样,他只有利,没有义。  
    我有一次在杭州的公园里看见一群老人围在一起很热闹,以为是在跳舞或练功什么的,结果过去一看,人家在谈论毛泽东。上海的小市民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公共话题,都是一些非常私人的话题。比如去上海作协,感觉就像进了一个居委会一样。谈论的是淮海路哪一家商场打折这样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呢?他的利,并不是一个公共利益。如果有的利益通过集合,可以获得公共利益,那也是现代商业社会很重要的一个途径。但上海不是,完全只有私利,而不是通过保护公共利益来获得自己的利益。这样它就永远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市民社会。  
    王晓渔:并且,有些公共参与非常可疑,比如那些“热心市民”或者“兴趣小组”的行动。有次在超市,一个营业员对两位老年顾客不太恭敬,旁边的人纷纷站出来怒斥营业员。如果我们在报纸上看到这则消息,会觉得这是值得歌颂的新风尚,并惊叹于市民对公共参与的热情。可是当那个营业员迫于压力不得不保持沉默时,顾客还是不依不饶地围着她继续怒斥,路过的人也纷纷加入声讨阵营,态度之激烈仿佛当年的批斗会。作为在场的旁观者,我对那些自称打抱不平的市民就很难产生敬意,我不认为“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就是公共参与,何况对方并不是老鼠。
    我们缺乏公共参与的传统,而公共参与需要一些基本的常识,这些常识在市民中基本还是空白。在上海,“超市里的批斗会”不算少见,也经常得到较高的正面评价,可是所谓“热心市民”未必适合成为公共参与的主体。他们也没有一个稳固的常规性的组合,就是根据一个事件,临时结盟。市民社会需要一个相对的稳固性,它不能是临时需要才建立,没了就解散。虽然有些猫友们会组织救助流浪猫等等,但也仅此而已,不过是“兴趣小组”。报纸曾经报道一些车友在半夜封闭上海的一些道路,然后飙车,这跟农民有钱了没事干,买摩托车比赛跨河沟差不多。
    
    “小市民”的正面意义?
    
    《市民》:上海人可以把他的个人空间利用和发挥得很好,这对市民社会有没有正面意义?
    张 念:这是个人生存能力的一种爆发。其实从现在来看,上海也是全中国治理得最好的城市之一,虽然这么多人口,但治理得挺好的,规规矩矩的。这是家庭治理延续到了城市治理。上海人求好的心理还是很强的。  
    张 闳:我们讲生存空间的逼仄造成性格扭曲,但实际上,在个人生存空间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公共空间。现代都市广阔的公共空间提供了改变自身形象和身份标识的可能性。比如说上街去看戏,去做客,这个时候,上海市民非常注意改变自己的形象,改造自身相对低微的社会身份。可见,前面所说的“小市民文化”在整个社会里,有时并不是主流。“小市民性”占主导地位的文化现象,是在1949年以后的事。  
    朱大可:上海人形象最恶劣的是文革以后,文革后期开始到1980年代后期1990年代初期。这段时间是上海的空间和人口的关系最紧张的时候,所以他的习性发展到了最恶劣的地步。其实90年代以后,上海人的形象逐渐在改善,因为它的空间发生了变化。所以我讲,改善是有可能的,但完全消除就没可能。  
    反过来讲,小市民的优点是什么呢?因为空间很狭小,上海人是“螺蛳壳里做道场”,他能够把很小的空间打理得非常干净非常井然有序。如果是这种地方出来的一个建筑工人,他会做得比其它地方出来的工人更精致,上海工匠的工艺会比北方的更精细。这个是要肯定的。但是,他的逻辑是一个自保性的逻辑,就是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损,而不是创造一个全新的东西,所以上海人的性格总体上讲是保守的。
    王晓渔:我觉得,这些因素对于建构市民社会有助,同时又有阻。在“文革”的时候,顽固的小市民意识使得他们没有完全被收编,但也正是这种意识使得他们离市民精神非常遥远。不是说全盘否定小市民,可是关于小市民的分析,太多的是先象征性地批评两句,然后“但是……”,比如“虽然小市民很爱计较,但上海人还是很遵守条约”。我们现在要超越这样一种叙事模式,这种叙事模式已经非常有限了,它成了小市民自我合法化的一种修辞策略,上面这句话翻译一下就是“因为上海人很遵守条约,所以计较是难免的”。
    
    上海市民社会:指望谁?
    
    《市民》:小市民要完成哪些改造,才能有利于市民社会的成长?
    王晓渔:还要看时间。我觉得要改造小市民,个人不可能,关键在于,这会成为一个很巨大的惯性,不仅是造成他们自身的问题,还构成城市发展的巨大问题。我觉得政府应该退出某些关键的领域,其实市民社会的形成和经济的非政治化、政治的非宗教化、宗教的非伦理化,是密切相关的。现在社区行使的功能其实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张 念:现在的强势政府太一体化了。上面是强势的行政力量,底下又是汹涌的小市民力量。中间就萎缩。相对于行政之外的是城市的市民空间,或者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力量相当匮乏,缺乏文化的生长性与创造力。上海号称“小资城市”,但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精神、独立精神在哪里?上海有六万的知识分子,但上海的知识分子,包括行为方式、情感方式,更多的时候体现为一种小市民的价值判断。
    王晓渔:在目前的政府治理下,上海不可能产生市民社会,只会产生“小市民社会”。小市民社会由“热心市民”和“兴趣小组”构成,他们会打抱不平或者组织一些兴趣活动,没有市民社会传统的人们常常误以为这就是市民社会,可这是一种幻象。市民社会更需要理性的市民和自治的组织,市民不仅具有热情而且具有公共参与的常识,组织也不仅关心花鸟虫鱼。我对新的上海移民抱有一定的希望,他们往往构成公共参与的新生力量。当然,如果户籍制度不取消,一切都很困难。现在虽然说每年都有上万大学毕业生留在上海,但是这个数字对上海小市民文化不构成冲击,而且还会被它改造。一定要有个顺畅的移民通道。
    张 闳:我认为,市民社会形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定型,可能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成熟的市民社会需要丰富繁杂的社会分层。目前的社会阶层的分化刚刚开始,而且人们尚未认可和适应这种分化。没有分化的市民整体,就不能生成不同阶层之间的差异,和由这种差异带来的不同政治诉求、利益诉求、文化认同,而这种诉求和认同差异的冲突与妥协,才是市民社会公共空间生成的基础。我觉得,政府和社区应该鼓励市民建立起健全的职业身份认同意识,并形成不同身份的政治平权观念。否则,对正在出现的职业身份和社会利益阶层的不适应,就会形成整个社会在心理上的一种巨大的不平衡和对立关系。不同阶层间的矛盾冲突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爆发出来。这是社会紧张和不安全的因素。  
    朱大可:几个问题阻碍了上海的国际化。第一是户籍保护。号称国际化大都市,可是国内流动都困难。大都市的一个核心就是流动。第二是文化保护。在文化上采取极为保守的苛刻的做法,也就是意识形态化。所以在上海要办一个前卫一点的画展,很困难。上海为了制造繁荣景象,就做了一些所谓的艺术节。艺术节像一个集市,人请来以后,轰隆一下就散了,完全是空架子。没有一个有根的原创性的文化。  
    要有完全的自由经济和自由思想、思想和言论的公共平台,以及利用这两者打造出来的中产阶层。中产阶层不是中间收入阶层,我们现在很多人判断说中国已经有中产阶层,其实讲的是中等收入阶层,中产阶级除了一定的经济收入之外,还要有价值理念,包括他的荣誉感、公共发言的欲望、对公共事务的激情。达到这些,才会有市民社会的可能性。原来的上海,上世纪30、40年代全国移民共同打造的上海,还比较有创造力。  
    大政府只能培养出猥琐的小市民,而过去租界的小政府倒是能塑造有力量的大市民。这是政府和市民的关系。而现在,精英阶层是萎缩的。除了商业以外,所有跟文化相关的阶层都是萎缩的。上海高校的知识分子,是靠吸外地的血生长的。我们这些人都是,我们不在上海这块土地上长大,我们住在上海,但我们的根不在。我们是悬空的,靠外地的养分活下来的。这是一种寄生现象。(知识分子)要不然就是生活方式完全和小市民同质化。英国的传统离我们太遥远了,过去多少年了,早就被改造掉了。完全是幻觉。
    
    ●它培育出“小市民”的第一个品性,就是争夺——空间争夺。如果不认识这一点,就无法认识上海小市民。
    ●一个棚户区的女孩,有可能会被花园洋房里的女孩看不起,但她绝对不愿意离开上海,因为在这座城市她可能遇到现代版范蠡,在其他地方只能成为“豆腐西施”。
    ●上海人的特产是“排内”,比如在上海,“上海人”和“本地人”是两个概念。
    ●在一些超市里面,营业员阿姨常常对顾客爱理不理:你要找什么自己去找。他们还延续着一种“供销社”的方式。
    ●上海小市民的这种痛苦,也值得我们同情,是一个时代给他们带来的,饱经了时代的畸形。他们对社会有一种怨恨,对时代的怨恨。  
    ●上海号称“小资城市”,但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精神,独立精神在哪里?上海有六万的知识分子,但上海的知识分子,包括行为方式、情感方式,更多的时候体现为一种小市民的价值判断。  
    ●市民社会更需要理性的市民和自治的组织,市民不仅具有热情而且具有公共参与的常识,组织也不仅关心花鸟虫鱼。     ●艺术节像一个集市,人请来以后,轰隆一下就散了,完全是空架子。没有一个有根的原创性的文化。
    ●大政府只能培养出猥琐的小市民,而过去租界的小政府倒是能塑造有力量的大市民。
    ●他(小市民)的逻辑是一个自保性的逻辑,就是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损,而不是创造一个全新的东西,所以上海人的性格总体上讲是保守的。  
    ●“虽然小市民很爱计较,但上海人还是很遵守条约”。我们现在要超越这样一种叙事模式,这种叙事模式已经非常有限了,它成了小市民自我合法化的一种修辞策略,上面这句话翻译一下就是“因为上海人很遵守条约,所以计较是难免的”。    
  
上海市民符号:
    
    石库门:上海居民最传统的居住建筑。出现于19世纪中叶。当时太平军东征,上海老城内的居民和江浙难民大批避入租界,一种脱胎于传统四合院和西方联排式楼房的二层民居应运而生。后经不断完善,逐渐发展成由天井、客堂、厢房、灶披间、亭子间和晒台等组成的石库门住宅,数幢或数十幢为一排,构成分弄,又以数条分弄组成大弄。2006年7月,上海最老的石库门里弄之一“大中里”开始拆迁。
    工人新村:1956年上海市政府从苏联引进的居住形式,解决了上海300万产业工人的住房困难。当时能住进“工人新村”的都是劳模和先进工作者。学者通常把工人新村看作上海在一个大时代的缩影,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空间化,还认为它形成了上海人的一种性格:制度化,比较容易被管束。
    老克拉:该说法约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初,通常指熟悉社会内幕或上层生活的人。“克拉”是英文class的洋泾浜语,早期多讲作“克拉斯”。class的本义是等级、阶级,中世纪的欧洲等级观念极强,有财产、地位的人或家族才能挤入class之列,而平民、贫民只能被排挤在class之外,因此,class的另一个意义就是古典的、经典的。  
    假领:以前叫做节约领。1970、1980年代,买衣服要布票,并且还不易得到。但当时有很多零碎的布头不用布票,就拿来做成节约领。可以套在不同的外衣上,节省了布料,还可以尽情变换花色,更显得体面。  
    “半两”粮票:1970年代,上海的油条半两粮票一根,为了方便人们买早点,上海特制了全国独一无二的“半两”粮票,以至于当时来沪的外地人,把这当成了上海人小气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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