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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批评与社会学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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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曾念长
文章来源：中国学术论坛聊天室
浏览：2069 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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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聊时间：2008年3月29日
网聊地点：中国学术论坛网
陈勇：今晚我们有幸请到新锐的年轻学人曾念长先生，他一定会给我们带来精彩的发言，现在，请各位网友安静，先听嘉宾对今晚的网聊主题作一个简单表述，我们明白嘉宾的话题内容后，好有效地进行交流。请嘉宾发言，大家欢迎！谢谢！
曾念长：我今天聊的话题是文化批评与社会学研究。选择这个话题，一是因为我这几年都在从事文化批评的活动，关注国内文化批评界的动态；二是从学科上讲，我是读社会学出身的，国内的社会学家似乎并不关心文化的问题，但在西方社会学界，文化批评是社会学的一大传统。基于这两个出发点，我选择了这个话题。
王运涛：文化批评是社会学的一大传统，曾先生的观点之一。大家可以解读，思辩。
李安乐：您提到：文学（文本）批评是一项“支持什么、反对什么”的价值申辩活动，而文化批评则是一项“是什么、为什么”的祛魅事业。如何理解您这句话？
曾念长：文学批评是一项表明价值立场的活动，也就是说你要说出你批评的文学文本究竟是好还是不好，是支持还是反对。但文化批评，他是一项诸如韦伯所说的“理解”的活动，他重在对批评对象作出解释，而自己必须保持价值中立。这个“价值中立”，不是代表文化批评者的道德标高，而是代表了他的专业水准和职业追求。我认为文化批评是一项科学事业。
王运涛：文化批评是一项科学事业，曾先生观点之二。大家深思之。
胡杨：您提到“我意识到了一个现实问题，即在任何一个领域都夹杂着人情和私货的国度，一个文学批评者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左右逢源，做一个发声响亮的鼓吹手，一种就是主动退出这个文化生态圈，寻求另一种表达途径。”我想这其实是一个文学批判者到底要做什么的问题？
曾念长：中国很难产生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家，这是由中国过剩的文人传统造成的。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带有浓重的体制性特征，这种体制身份的不断自我规训使其一开始就沦为家国意识形态的修辞专家。而那些所谓的有骨气的文人，不过是这个体制的反叛性对偶，成为中国文人传统不断获得机体平衡的一种必要调节因素。文学批评的最大意义在于对一元价值的反叛宣泄，但在家国意识形态的笼照之下，这个意义彻底消失了。文学批评家由此构成了中国庞大的“玩赏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真实身份是长袖善舞的官僚。
suna：官僚最起初是文官。
疯：既然官僚，何来民主与批评者的中立性？
sunnygra：是啊，我也觉得曾先生之论有些偏颇。
曾念长：这里我要强调一下，前面我说到的官僚，并不直接指向贬义，更不是一种道德审判，而是类似于韦伯的“官僚制”这样一种中性表达。当我将中国传统文人定义为官僚的时候，并不是在否定文人的存在价值，它的存在价值是由历史生成的，我们抹不掉，只能梳理。但在我们传统的语义系统里，官僚一词是带有道德批判向度的。我记得我还在读大学的时候，在福州一家媒体发表了一篇文章。编辑在我的文章里做了唯一的一处处理，就是把“官僚”一词删除了。显然，编辑对这个词很警惕，而我对编辑的这种警惕持另一种警惕。在中国，做一个合格的文化批评家，他首先要完成的一件事就是对附加在我们身上的这一整套语义系统的清除、超越与背叛。文化批评家的语言只有回归到“零度意义”，才能避开各种意义的迷雾，从而有效抵达它的批评对象。
何子平：怎样确立文化批评的科学性？请曾先生指点？
曾念长：这是一个很庞大的问题，当然也是每一个文化批评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对于文化批评的科学性而言，并不是指百分之百的真理，而是一种揭开遮蔽和靠近真相的持续性努力和愿景。要确立文化批评的科学性，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批评家话语权的来源，多元的话语权来源可以让批评家选择更加多样的话语方式，从而在总体上保证批评的声音趋近科学性；二是批评家对“零度语言”的释放，当批评家被来自外在的一整套语义系统支配的时候，他将变得“很有文化”，同时也失去了文化批评的能力；“没文化”是一个文化批评家的最佳状态。
阿木：在文化的层面上进行批评是一种文化的反思吗？
曾念长：文化批评与文化反思至少在思维类型上是一致的。社会学大师布迪厄主张一种反思的社会学，实际上他也是一个出色的文化批评家。
何子平：可以概括一下文化批评的范式吗?
曾念长：文化批评作为一种类型的实践活动，体现了它的跨学科背景的特征。这个特征分布到每个文化批评家身上，则表现为文化批评范式的多样性，即每个文化批评家基于自身的学科背景和知识体系，选择了相应的研究和批评范式。但在中国文化批评界，文化批评的跨学科特征还不是很明显。前段时间我发表在《社会学家茶座》的一篇文章——《同济批评的华丽转身》，对当前中国最集中的一个文化批评群体——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进行了个案分析，发现他们都有中文的学科背景，延伸的学科范围也局限在文、史、哲这三个传统的学科领域之内，这是文化批评在中国发展现状的某个侧面反映。值得一提的是，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朱大可教授近年出版的《流氓的盛宴》，突破了传统学科的疆界，是近年来文化批评写作的一大突破，我个人特别关注这本著作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出色运用，将其视为近年来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一大收获。
就我个人写作实践而言，我力图在文化批评中导入社会学研究的一些方法。我的写作能从齐美尔、韦伯、福柯、布迪厄的研究方法中受益良多。当然，这些方法并不专属于社会学的，而我只不过是通过社会学这个窗口窥见了这些方法。
上个世纪欧洲的文化批评有两大流派：一个是法兰克福学院，一个是伯明翰学派。他们都与社会研究有着重大关系。法兰克福学派以法兰克福的社会研究所为基地，而伯明翰学派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后来则被改造成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
文化批评与社会学研究的这种密切关系启发了我对社会学自身传统的观察。一般认为，社会学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三大研究范式：功能主义、冲突主义、符号互动主义。但是，我前面提到的几位社会学家，齐美尔、韦伯、福柯、布迪厄是很难简单地被纳入这三大范式中去的。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都从事文化批评。在文化批评刚刚兴起的19世纪末期，齐美尔是最重要的文化批评家之一，他的《货币哲学》是天才之作，通过对资本主义货币文化的批评，意外地成就了一项重大的学术创见。在他身上，我们可以找到文化批评通往学术的直通道。我们甚至发现，文化批评本身就能构成社会学研究的一种方法。
sunnygra：社会学研究与文化批评不完全是一回事。文化批评的方法也只是社会学研究当中的一种途径之一。
曾念长：是的。尽管我很关注文化批评与社会学研究的关系，但文化批评本身并不依附于哪一个学科，它在跨学科之间漂移，有着一副多变的面孔。
王运涛：中国是一个从上往下煽耳光，从下往上磕头的社会，这个社会里人们没有平等，据说已经消灭了阶级，但却充满了无数等级森严贵贱分明的阶层。从文化批评的视角来看，我们中国人走过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呢？请教曾先生。
曾念长：关于中国人的心路历程问题，我始终认同“传统不变”的观点。在善变的时代面孔之下，每个民族都隐藏着一颗顽固的心灵。我们习惯于将一个变迁中的时代的种种问题归咎于“世风日下”，却没有反思过我们的传统本来就是一个“？？魔盒”，在它迷人的外表之下，是一群被“正义的外壳”镇压住的魔鬼。我的“传统不变”观点来自于社会心理学家古斯道夫勒庞，《乌合之众》的作者，他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得出在过去几千年来人类的精神文明几乎原步不动的结论。
何子平：批评在不同的国度仍然有不同的形态，也许西方的评论更具有全球的眼光，更喜欢用人权、宗教或者其他的全球性角度来看中国，但是中国毕竟是中国，它要回答的不仅是全球性的问题，也要回答自身的问题。对于中国，要从事文化批评，就必须通晓中国文化，中国人要批评中国尚且如此，何况西方的媒体？
曾念长：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文化的问题。雷蒙威廉斯说过，文化是日常的，文化批评家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他的批评对象之间的隐秘联系。
李安乐：在学术与政治间学者游走的空间有多大？
曾念长：这是现代学者不断追问的问题。马克斯韦伯就发表过两个著名的演讲，《以政治为业》和《以学术为业》，探讨学术与政治关系的问题。但在传统文人那里，并不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文人的身份是高度政治化的，他们的个人言说是家国意识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到了近代社会以来，随着各种权力场域的不断分化，学者在不同权力空间中的游走才成为一定可能。但总的来说，这种空间还是相当逼窄的。政治与商业是现代学术的最大主宰，而多数人只关注政治对学术的干预，却忽视了商业的力量。
何子平：我旁边的朋友说，现在把媒体开放是提前了，公众的辨别能力有问题，你看呢？
曾念长：媒体在本质上是意识形态控制的工具。不开放，它将成为政治专制的工具。开放了，它将成为商业专制的工具。因此，作为公众，它们有自己的价值选择，但作为文化批评家，无论是开放还是不开放，都不必高兴。
何子平：恩，你始终坚持文化批评的独立性。那么你认为文化批评者是否要有政治立场或者说国家立场？是否要有道德立场？
曾念长：文化批评家必须构建出它所发现的文化事实，无须承担道德的包袱，但这并不阻碍在批评工作之外成为一个很有道德的人。
何子平：批评是促使人以及人的群体进步，批评是多种多层次的，有正确的，有错误的，我们应当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文化批评？
曾念长：朱大可说过，中国人对“批评”一词的理解被“毛语”误导了，批评成为一种“政治正确”的矫正行动。但批评的本真含义是阐释，文化批评家不是政治辅导员，他仅仅是一个日常世界的阐释者，他的所有职责就是揭示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隐秘联系，是布迪厄的“关系主义”方法论对现实世界的检阅。
何子平：我们公众怎样对待文化批评？怎样从中受益？
曾念长：公众永远无法正确对待文化批评，比如李银河关于同性恋的观点，实际上是一个很冷静的表述，但确迎来了公众的愤怒。
suna：公众还需要定义。
曾念长：按照勒庞的观点，公众就乌合之众。
何子平：公众是否是乌合之众?
曾念长：在文化批家眼里，乌合之众不是一个贬义词，但在您理解来，可能成了一个贬义词。
何子平：乌合之众是因为文化批评或者是媒体的引导力量不够，或者引导方法失误的原因吗？社会学能否寻找到一条引导公众的方法呢？
曾念长：乌合之众是一个恒常的状态，不引导，依然存在乌合之众，引导了，乌合之众则爆发出它特有的力量。比如这次网络上传播的关于家乐福的事件，就是典型的乌合之众的行为。 社会学不能找到一条引导公众的方法，正如爱因斯坦不能阻挡武器用于战争一样。
sunnygra：公众和公民和大众是同样的所指？
曾念长：公民是一个宏观政治学概念，与公众、大众不同。
何子平：公众应该有一个意愿的方向，这个意愿的方向值得社会学研究，文化批评也应当顺着这个方向。
曾念长：文化批评不可能顺着哪个方向，除了文化批评家的认知兴趣指引着他的日常研究工作之外，他不可能顺从于哪个方向，他只是一个旁观者。
何子平：恩，你说的文化批评更加独立。
曾念长：但中国的社会学家很少从事文化批评，多数学者更愿意沿着诸如“和谐社会”这样的宏大叙事模式走。
胡杨：文学批评是一把刀子吗，可以杀人 ，也可以救人，过于旁观和理智了，最终会成为了别人的工具。
曾念长：是的，旁观者容易被利用，这是二战期间具有科学精神的德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惨痛教训，以致于爱因斯坦晚年说道，他不会原谅德国的知识分子。但是，我要申明的是，旁观的姿态是文化批评家的基本姿态，尽管他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危险。
胡杨：所以批评者也应该有立场。处于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思想认识，立场都会不同。
曾念长：文化批评家的立场就是指出别人不知道的文化事实。
何子平：那么文化批评家既然是独立的，那么依据什么来断定事实？依据什么来分析事实？它必定要有所总结，这是个困难。
曾念长：批评者是在个“在场的旁观者”，比如我对“文学场”的文化批评，缘于我与文学场各色人物的近距离观察，但我并不是这个场里的利益人，这个场里的当事人不能说的，我说出来了。
陈勇：感谢嘉宾，感谢各位网友，很高兴我们一起度过一这样一段美好的时光，下面请嘉宾对今晚的网聊作一个总结发言吧，大这欢迎！
曾念长：文化批评是一项以跨学科为知识背景、以当下日常生活为阐释对象的活动，它是一项袪魁的事业。西方社会学发展史告诉我们，文化批评是这个学科最富想象力和生命力的传统。对于中国目前的社会学研究而言，提倡文化批评的重大意义在于，这一实践活动可以超越实证与理论的相互扯皮。
谢谢陈勇，谢谢大家的热情参与。短暂聊天毕竟不能说清很多问题，希望以后多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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